天主教对台山上川岛语言与文化的影响
——以上川岛新地村为例
基督教是以耶稣基督传扬的思想为基础的宗教信仰和实践体系。它由诸多教派组成，天主教乃其中之一，与东正教、基督教（新教）并称基督教三大教派。西班牙天主教耶稣会修士圣方济各·沙勿略（St. Francis Xavier，1506—1552）是耶稣会的创始人之一，也是16世纪以来第一位来华传教士。他到中国的第一站就是上川岛。上川岛为南海一岛屿，地处广东省台山市西南部，东邻港澳和珠海市，距香港87海里，澳门58海里，南近太平洋，靠近通往东南亚国际重要航道，西与下川岛隔海相望，北靠相距9.8海里的台山山咀港，总面积156.7平方公里。据《明统志》载，洪武四年（1371年），上川岛有居民以贾海为业。明弘治十一年（1498年）以前，上川岛为新会属地。上川岛曾称“穿洲”“上川洲”，至光绪19年（1893年）《新宁县志》始称“上川岛”。上川岛为台山市属下的镇级行政区域，辖区有15个村（居）委，44条自然村，人口约14000人。天主教走进上川岛尽管遭遇明朝非常严厉的海禁政策，期间经受过波折，但自沙勿略踏上上川岛这片圣土后，上川岛被誉为东方耶路撒冷，前来朝圣的外国教徒络绎不绝。中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天主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不断交流碰撞，对当地的文化产生较大的影响。本文以语言文化为视角试作探析。
一、天主教到上川岛传教的基本情况
16世纪初，欧洲发生一场轰轰烈烈的宗教改革运动，天主教利用新航路的开辟，将一批批传教士派到海外去传播福音。天主教自进入上川岛后，先后建有沙勿略墓堂、新地村天主教堂、西牛天主教教堂。期间，尽管天主教的传教历经波折，但最终实现了天主教的使命：传播福音、教习文化、诊疗送药。从沙勿略1551年第一次登上上川岛到1951年最后一位神父美国籍的戴维斯离开，前后共400年，可分为四个时期：
初始期（1551—1552）这个时期以沙勿略二登上川岛为标志。沙勿略西班牙人，原名哈维尔，他出生于贵族家庭，父亲胡安（Juan）和母亲玛利亚·阿斯皮利奎塔（Maria de Azpilcueta）都出身望族，均为虔诚的天主教信徒。1525年沙勿略赴法国巴黎圣巴巴拉学院攻读哲学，与耶稣会总会会长罗耀拉同室好友。1542年受罗耀拉派遣到印度传教，随后的几年，沙勿略的足迹遍及印度、斯里兰卡、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和日本。1551年12月，沙勿略在离开日本前往印度途中，特意在上川岛作短暂停留。1552年7月，沙勿略从马六甲乘坐葡萄牙商船“圣十字”号出发前往中国，9月15日抵达上川岛。刚上岛，即架草棚作教堂，每天做弥撒，同时等待朝廷批准入内地传教。可惜11月21日，沙勿略突然发高烧，还染上肠胃病，拉肚子。因医药及食物的匮乏，12月2日，沙勿略病情严重，于12月3日病逝，其遗体埋葬上川岛被捕的象鼻山。
沉寂期（1553—1688）沙勿略死后第二年（1553年），葡萄牙人以贸易为名来到澳门。1554年7月，葡萄牙籍耶稣会伯来笃等几名修士抵达上川岛，在沙勿略墓前做了弥撒，不就返回葡萄牙，同行的传教士公匝勒从上川岛移居澳门。1662年罗马教皇格里高里十五世封沙勿略为“圣徒”，并定下每年12月3日为沙勿略的纪念日。1639年，澳门耶稣会士在沙勿略原墓地处立一石碑以作纪念。该石碑高6尺，宽4尺，厚四寸。纪念碑正面上端用中文写着：“大明。耶稣会士泰西圣人范济各沙未尔（即沙勿略）于嘉靖三十一年壬子之冬升天真迹。崇祯十二年乙卯众会友立碑。”下面用葡文刻写：“东方宗徒耶稣会士圣方济各·沙勿略曾葬于此处。1639年立。”这段时间，海禁政策异常严厉，极少教徒前往上川岛沙勿略墓前做弥撒，更不要说进行传教了。
发展期（1689—1867）1698年，一艘法国船因躲避台风停靠上川岛，船上乘客到沙勿略墓前做弥撒，并许愿为沙勿略建一座小教堂。1699年（清康熙三十八年），经广东省当局批准，法国耶稣会的特科蒂神父在沙勿略原墓地的位置上建成具有西班牙风格的墓地教堂，并立有一块1米高的中文石碑。1701年，一艘法国商船抵达上川岛，进行了20天的非常虔诚的“朝圣”活动。信徒们对这座新建的教堂赞赏有加。之后，断断续续到上川岛进行朝圣活动。到1864年11月19日，有130名朝圣者前往朝圣。1867年7月24日，广东和广西两省教区首长为重建沙勿略墓及教堂举行奠基典礼。
繁荣期（1869—1949）1869年，法国驻京公使拉勒芒（De Lallemand）应法国广东教监吉尔曼（Guillemin）的请求，向朝廷申请一笔经费，在上川岛修建了两座教堂，其中一座就在沙勿略原墓地之上（即现主楼），教堂顶部建有歌德式钟楼，法国皇后欧仁妮（Ergenie）赠送手工精致的铜钟一座悬挂于其上。另一座建在新地村。该教堂长25米，宽10米，高5米，为砖、石、木结构。其时神父为美国的嘉纯良。据《上川镇志》载，当时加入该天主教的信徒有500多人。[1] P3131877年（清光绪三年），在墓地后面山坡上树起一座从法国运来的沙勿略铜像和石碑，铜像放在石碑上，高达30尺。另在岛的最高处立一花岗岩石十字架。自此，每年前来上川岛朝圣者络绎不绝。1919年，上川岛第二间天主教堂在西牛坪村落成。1924年11月，印度天主教等在澳门主教高若瑟的陪同下，前往上川岛拜祭沙勿略。为方便朝圣者登岸，1929年，在当时上川岛传教士嘉神父（美国人）领导下，在沙勿略墓园的山脚下建设了一个码头。由此可见当时朝圣者甚众矣。
衰退期（1950—）1950年，原西牛天主教堂改为马山小学，建国后，上川岛作为军事用地，宗教活动受到严格限制，1951年6月，美国神父被请出岛，原新地村天主教堂改为大洲小学。1985年2月，广东省人民政府宗教事务管理局同意修复沙勿略墓地教堂，1986年8月墓园开放共国内外游客和宗教人士参观瞻仰，但不作为宗教活动场所开放，传教活动已告一段落。
二、天主教对上川岛语言与文化的影响
天主教传入上川岛，从语言的接触和渗透的角度看，必然会影响了上川岛的语言文化。在长期的传教中及语言的交流中，原居民与天主教徒之间在语言文化方面相互感染、相互吸收、相互融合，部分天主教的词语已经融入当地的方言词汇系统，生活习俗明显带有天主教的色彩，成为上川岛语言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一）新地村地名溯源
地名就是对一个地方的称呼。最早开拓或定居的居民，常依该地的自然特色或人文特征为聚落命名。根据其地理属性，一般可分为自然地名和人文地名两种。自然地名如“江门”，因地处西江支流与蓬江交汇处的南北两岸分别有燕墩山和蓬莱山，两山对峙如门，故名江门。人文地理如“九子沙”（新会三江镇村名），相传明代六部尚书何熊祥以此地作家产分给九个儿子而得名。[2] P189
新地村为于上川岛东北部，三面环山，北面临海。全村现有130户，有朱、曾、卓、林、黄、赵、蒋、梅、付、梁、陈、叶姓，人口约400人，他们主要以出海捕鱼为生。新地村的村民均为天主教徒（除新迁入外），被戏称为“上帝之村”。 1869年方济各墓堂及大洲教堂（即新地村教堂）相继建成，传教士以大洲教堂为阵地进行传教，同时给当地村民送医送药。由是新地村村民信奉天主教蔚然成风。据传，新地村村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非常勤劳。教堂的洋神父对此看在眼里，担心村民忘记做礼拜，所以每逢星期日就对村民说“Today is Sunday”，给村民提个醒。久之，村民就记住“Sunday”了。因“Sunday”与方言“新地”音近，故该地称作新地村。我国著名语言学家福建厦门大学李如龙教授指出：“外国人用他们的新地名来取代我国古有的地名，这是有损中华民族尊严，关系我国领土主权的大问题，必须引起我们注意，并及时加以更正和清理。”[3] P145新地村地名非传教士命名，但跟传教士的传教不无关系，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天主教对当地文化的影响。可能“新地”两字涵养新希望、新作为、新生活等意义，表达人们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愿望，故该地名一直延用至今天。
（二）天主教对上川岛语言的影响
1.日常用语带天主教色彩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不同的文化表征必然会反映在其语言上，致使该语言富有那种文化色彩。德国学者威廉洪堡特认为：“语言是一个民族进行思维和感知的工具，每一种语言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我们看看1552年沙勿略10月22日在上川岛写给在满刺加（马六甲）迪奥戈·佩雷拉的信：
多亏我主的慈悲、怜悯，大船安全无恙来到上川港。许多人写信给你汇报贸易的情况，对此我不在行，所以我不写什么。
我要告诉你的是，我日夜盼望总有一天有一商人将我带至广州。我已同他约定，我出二百担胡椒，由他带我至广州城。但愿我主上帝成全此事。这是我的夙愿。[4] P62
我主、慈悲、怜悯、上帝、夙愿，这些都是天主教常见词语，是出自于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口的。
笔者在上川岛语言文化调查中，曾访问过该村村民蒋祝恒，他1930年2月生，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老教徒。下面是我俩的对话：
我：蒋伯啊，你们以什么为生？
蒋：我们闲时以出海捕鱼为生。现在休渔期，部分人到城里打散工。
我：俗话说，行船跑马三分命。出海打渔风险性高，你们如何防避？
蒋：遇到台风，我们不出海捕鱼。若捕捞中突然遭遇风浪，我们想办法自救。我主保佑，不会出什么事的。
我：海水又涩又咸，不能吃用，你们日常用水是怎样？
蒋：我村近海边处有一圣井，里面的圣水清澈甜滑，全村的人都用这些圣水。
我主、保佑、圣井、圣水，都是天主教的词语。儒家文化强调天人合一，不说“我主”，最多说“苍天、上苍”。从与蒋伯的对话可以看出，天主教文化已融入蒋伯的语言世界了。
另外，日常生活有的词源于宗教，带有基督教的色彩。如“星期天”说成“礼拜”或“礼拜天”。礼拜是源于基督教活动的。
2.出现天主教语言的借词
词语借用是一个过程，是词汇项目从源语转移到受语，并经过竞争与选择而最终融入受语词汇系统的动态过程。[5] P1随着上川岛天主教传教的不断深入，传教士与当地居民的语言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也日益明显，对当地的语言产生一定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第一，只借一字。名词的前缀加上“圣”字。如：人——圣人、母——圣母、父——圣父、教——圣教、灵——圣灵、船——圣船、树——圣树、水——圣水、山——圣山、经——圣经、师——圣师、神——圣神、儿——圣儿、迹——圣迹。会——圣会、圣歌、圣诞。
第二，全部借用。现在新地村的人日常使用的词语来源于天主教的主要有：天主、开引、无罪、真主、福音、新教、司祭、教友、信德、望德、爱德、告解、赎罪、祈求、解脱、荣福、炼罪、地狱、诵祷。付洗、领洗、修金、修士。
3.出现洋泾浜英语
上川岛的神父都来自美国，英语是他们的日常用语。他们在跟当地居民交流中，就出现一些“半唐半番”富有特色的语言现象。我们通常把形式不标准、或者说得不准确的英语称之为洋泾浜英语。上川岛的洋泾浜英语有三种形式：
第一种：土话与英语各半。如：拨至北叻（blank）——光着上身；坐室（seat）——驾驶员座位；红博博（blood）——鲜红的；领呔（Tie）——领带。
第二种：译音与译义结合。如：摩托车（moter-car）、咖啡茶（coffee tea）、梳化椅（sofa chair）
第三种：直接使用英语。如：市泵（stamp）——邮票；市的（stick）——拐杖；非是（face）——脸；朱古力（chocolate）——巧克力；唛（mug）——铁通；市把啦（spander）——板手；阿啰（all）——全部；咪（Microphone）——扩音器
（三）天主教对上川岛生活习俗的影响
天主教传入新地村后，与原居民文化融合，使上川岛的风俗习惯和思想观念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呈现出浓厚的天主教色彩。
1.中西合璧的传统节日
清明节，按照中国的传统，一个家族的人携带烧猪、糕点、银宝、蜡烛、线香等集中到祖先的墓前拜祭。《口供纸》有这样记述：
（税员）问：汝去拜山有乜野去？（你去扫墓带什么东西去？）
（移民者）答：有糍、猪肉、蔗、香烛等物。（有糕点、猪肉、甘蔗、线香、蜡烛）
拜祭开始前，族长（或长者）先介绍祖先的姓名和事迹，然后要求子子孙孙注意行礼拜祭。新地村则在这一天，带上自己的族人（家人），到祖先的坟前，搞好清洁卫生，放上鲜花，插上十字架，三点仪式后，合掌胸前，口念：“上帝保佑。阿门。”拜祭仪式结束。
端午节，新地村村民会包粽子、扒龙船；中秋节会一家大小相聚吃月饼、赏月亮；春节也会劏鸡宰鹅。但不管那个节日，他们从不烧香，也不参加庙会。
从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看，新地村村民过的传统节日好像有点不伦不类，但它的底色是传统节日，精神内核自身没有变化，只是形式换上“洋装”而已。新地村中式节日西式过的特点，体现新地村村民对西方文化的适应，也透露出他们对自身原乡土文化的坚守，是中国传统文化自信心的体现。
2.传统礼仪
中国是礼仪之邦。在迎来送往、待人接物等公共礼仪的要求方面与西方基本相同，唯生死、婚娶有别。
在新地村，小孩出生几天后，为人父母者便带着襁褓中的婴儿到教堂领圣洗。神父用手在婴儿的头额位置画个“十”，然后行三点仪式，说：“上帝保佑，一世平安。”后礼成。而在中国，传统的做法是男孩出生后，分别在祠堂和自家门前悬挂红色灯笼，生女孩则不用，小孩满一个月则设宴庆贺。据《史记》载，孔子儿子孔鲤出世时因鲁昭公携带一尾鲤鱼前去庆贺而得名。新地村有人去世，其亲人将尸体送到教堂。教堂的修士在尸体四周燃放蜡烛，神父在旁边念经。同时，教堂会定时鸣钟，每次钟鸣约1小时。此外，神父会按照死者家属的时间要求，亲自送死者上山埋葬。中国的传统做法是，逝者的尸体停放在家中厅堂，子女守孝至少1天，同时请南无佬（和尚）念经超度，然后选好吉时出殡。新地村的村民都是忠实的天主教教徒，解放前，他们严格遵守教义，尽自己的能力和义务送逝者到天堂。解放后，因破四旧立四新，逝者要送至殡仪馆火化处理。亲人只能靠保留的骨灰以致哀思。
旧中国，婚姻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封建礼教等级森严，结婚要经过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六道程序，简称“六礼。”在五邑地区，有的地方还通过对歌来确定男女终身大事。鹤山客家就有这样的小伙子：
八月海棠开成阴，心想摘花怕水深。挪个石头试深浅，唱支山歌试妹心。
姑娘听后接着唱：哥唱山歌妹接音，一唱一和心连心。牛走远路知牛力，人合长久知人心。[6] P219随着山歌的一唱一和，一对对美好姻缘就这样修成正果。结婚仪式通常在家或祠堂进行。婚姻中若出现女方不能生育、淫乱、偷窃等不道德行为者，男方可以办离婚手续——将女方休掉。天主教虽然提倡婚姻自由，但结婚后不能离婚，而且为了防止离婚现象出现，成立家庭服务中心，为教友提供婚前婚后的辅导服务。所以说，天主教只有结婚自由无离婚自由。对于非天主教的新郎新娘，神父将为新人举行入教仪式，为新郎新娘做弥撒，圣戒子，为新郎新娘唱祝福圣歌。新地村村民的结婚仪式均由神父主持，在教堂进行。亲友在教堂大厅见证这个仪式。仪式结束会开香槟切蛋糕庆贺。而传统的结婚习俗还要闹洞房，婚后三天还要回门，之后这对新人就开始新生活了。
3.饮食习惯（喝酒、吃肉）
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吃饭饮茶是人生的头等大事，也因此赋予了它不同的文化形式和内涵。
新地村的日常饮食习惯与五邑地区基本相同，也有“三茶两饭”（早茶、午茶、夜茶；午饭、晚饭）饮茶会吃干蒸、烧卖、排骨、包点；吃饭之前也会喝汤水，吃饭用筷子。有的家庭还十分讲究餐饮礼仪，如长辈没有吃，晚辈不能先吃，长辈没有离席晚辈不能离席······平时也会劏鸡杀鸭宰鹅，也会吃“九大鬼”。他们冬至会吃萝卜汤圆，春节会做油角（油炸糯米糍），有时会大鱼大肉或者大盘菜。秋冬时节，有的人还要吃“龙火凤”（蛇、猫、鸡）“补一补”，甚至有的人吃狗肉，还说：“吃狗肉，得口福。”但是，他们守祭期间不吃肉食，可吃素食。平时不吃蛇、鳝鱼。因为天主教认为血代表上帝的生命，因此不吃一切动物的血。而非守祭期间，就没有这些禁忌。
4.信奉耶稣
江南地方，大多数人家有神位，供奉自己的祖先。牌位的正宗写有自己家姓的堂号，如姓黄，其堂号“江夏郡”。堂号下方竖写“黄门历代宗亲”。信佛的还供奉观世音菩萨。牌位前摆放着香炉。香火旺盛预示着人丁兴旺。逢年过节，人们拿着猪肉、鸡、鹅及瓜果等食物拜祭菩萨和祖先，祈求菩萨祖先福佑家人平安健康。
教徒的信仰是其价值观、世界观的源泉，决定着教徒的思想特征、行为表现。[7] P9新地村祖祖辈辈以捕鱼为生，作为水上人家，一般信奉妈祖的，在家除供奉祖先外还供奉关公。但是，在新地村，他们家家户户供奉的不是祖先和菩萨，而是十字架或圣母玛利亚画像，画像有一副对联：天主人爱施福佑，耶稣圣心保平安。横批：圣爱无疆。在十字架或圣母玛利亚画像前面摆放的不是肉食，而是水果。平时，他们会面对十字架或圣母玛利亚画像诵经，诵读的经有《天主经》《圣母经》。他们有早课晚课，早晨念早课经文，感谢天主赏了一夜平安，求天主保佑一天平安；晚上念晚课经文，感谢天主赏了一天平安，求天主保佑一夜平安。若到星期天，就到附近有神父做弥撒的教堂“听弥撒”。他们用自己的思维方式去理解、接受天主、耶稣、圣母，将信教的目的归结为行善积德，洗涤原罪，扫除障碍，与其他民间信仰等同，甚至认为行善积德的教人死后可以入天堂，否则入地狱，与佛教“恶有恶报善有善报”的因果报应思想相类。这些教徒遵守天主教的规矩，践行天主教的承诺，以世代相传的方式坚守他们的精神世界。
三、结束语
上川岛是江门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它经历了600多年历史文化的积淀，形成了富有特色的语言与文化，这与不断的中西方文化交流分不开；上川岛又是天主教从海上传入中国的首站，沙勿略及其他教徒之传教对当地居民的宗教信仰及语言文化产生重要影响，新地村天主教堂遗址是这一过程的重要历史见证，上川岛的民间习俗、教堂建筑遗存、花碗坪遗址等，对研究江门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传播和影响有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上川镇志编纂委员会：《上川镇志》，2008。
[2]林福杰：《新会地名溯源》，广东旅游出版社，2015。
[3] 李如龙：《汉语地名学论稿》，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6。
[4] 顾卫民：《中国天主教篇年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4。
[5] 党静鹏：《汉语英源外来词借用过程与机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论文，2017。
[6]张国雄、刘兴邦、张运华、欧济霖：《五邑文化源流》，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7]刘安荣：《再论乡村教徒的信仰状况与特征——以山西乡村教徒为例》，晋阳学刊，201.1。